史蒂夫巴奈特2014遭遇三大挑战

史蒂夫·巴奈特：2014遭遇三大挑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演讲中表示：“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增速下滑、通胀上升，甚至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现象，国际上唱衰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再起。”他也由此号召亚洲国家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　　与那些唱衰中国的言论相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中国处处长、前驻中国常驻代表史蒂夫·巴奈特(Steven Barnett)的看法则积极许多。

美国当地时间4月10日，巴奈特在IMF与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期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未来美国利率趋于正常化的周期中，中国的资金流入压力反而得到缓解，外部环境支持中国更健康地进行经济发展。但他同时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应当偏向于短期内控制国内风险，以增长放缓来换取未来更加健康可持续并且更高回报的增长。　　尽管他认为近期中国推出的几项刺激政策与改革方向相符，但他强调：“中国应当更多致力于长期的改革方案，同时减少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重视。”　　巴奈特在IMF主要负责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他曾经担任过IMF在中国的常驻代表。　　2014年三大内部挑战　　《21世纪》：IMF今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与中国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在7.5%，但市场上对于中国经济疲软的担忧仍然非常明显。而在你最近的研究分析中，却对于中国经济放缓增长保持了冷静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其仍然会为全球经济贡献良多。这种乐观情绪从何而来？　　巴奈特：我不觉得这是与情绪乐观或者悲观有关，因为这些判断是基于事实依据的。许多人忘记了一点，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即便其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将为全球经济贡献良多。对于出口国来说，中国的市场更是巨大。　　如果中国放慢增长至可持续的最快速度——也就是我们预估的现在至2030年之间大约年平均6%的速度，那么中国将可能在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提供未来多年的积极支撑。　　《21世纪》：在目前美国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环境下，新兴市场遭受资本流出的风险使得市场恐慌情绪增长，这样的情绪也影响到对于中国的判断。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巴奈特：实际上，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将减少资金进入中国的压力，这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反而是好事。通过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去年一度通过外储干预市场，主要为了应对过多的资金流入中国。因此美国利率的提升将缓解中国的资金流入压力，同时也为中国在不吸收更多资金流入的前提下提升国内利率提供了更多空间。　　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美国的这一政策变化意味着其复苏迅猛，这对于作为出口方的中国是一个好消息。　　《21世纪》：外部压力之外，你认为中国2014年的最主要的经济挑战来自于哪里？　　巴奈特：我认为首要的最大挑　　战，是推进改革。中国刚刚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必须确保改革方案得到切实充分的执行，这对于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控制金融行业风险，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总量占GDP比重从130%上升到200%，很明显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应当加强管控监督，为金融机构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等。　　第三也是与控制风险有关。我们知道通过地方政府平台进行的预算外活动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很重要，不仅贡献了增长，同时也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但是其节奏与方式需要地方政府更好的监督与管理，以控制风险，并确保政府注入资金的项目能够获得很高的社会经济回报。　　控制风险是政策重点　　《21世纪》：对于如何把控风险，你有哪些对于中国的政策建议？　　巴奈特：那还是得回到最关键的推进改革进程的问题上，也就是如何平衡在短期内支撑较快的增长与中长期可持续的更高质量(虽然有所放缓)的增长。因此政策建议必须指向更加可持续性的增长路径，包括更加适度稳健的信贷增长、更小规模的财政赤字等。这些都囊括在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关键是要继续推进(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左右，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两点：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彼时私人制造业出现了大量增长以及大量就业。　　我相信下一个增长点将来自于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服务业增长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其逐渐趋于劳动密集型，这意味着每一步的增长都将带来更多的雇佣岗位；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再平衡(domestic rebalancing)，也就是说，随着增长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家庭收入的增长将超过GDP，国内消费有望提升，这样有利于达到国内再平衡的目标。　　简单来说，也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应当相对减少刺激政策，以达到控制风险与政府融资规模以及控制增长与信贷风险。　　《21世纪》：中国政府近段时间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为小型企业减税，同时加快铁路建设等等。这样的政策方向与你所说的方向似乎不一致？　　巴奈特：我认为这些具体的刺激政策，总体上还是与三中全会提倡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加快落实这些具体的真正的项目。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缺乏有关这些具体措施的细节，因此我对于这些措施的财务成本没有把握。　　但是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多致力于长期的改革方案，同时减少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重视。另一句话说，在短期内应当更多地注重控制风险，包括政府债务与信贷问题，这意味着必须多少要接受增长放缓。　　另一个中国近期的举措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也就是扩大人民币交易的浮动区间，这将推动开放资本账户，从而使得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于解决国内问题。　　《21世纪》：IMF对于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测是7.5%，明年则是7.3%。这样的放缓节奏是否是合理的？是否在你所说的可以接受的范围？　　巴奈特：这取决于增长放缓是如何发生的。比如财政预算方面，是否囊括预算外活动等，也就是说，增长放缓是否是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放缓有控制风险的理由可循，那么无论是7.5%还是7%，都不是关键问题。　　我们研究认为，如果将中国采取持续高风险的不可持续的政策作为基准情境，将中国实施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控制风险作为另一种情境，在短期内后者将面临增长放缓，但在2020-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回报将会显著增长，届时可能达到美国经济四成左右的规模，而在基准情境下届时的经济回报将小很多。　　应对“中国恐慌”效应　　《21世纪》：有一个问题始终暗含在我们的讨论中，就是市场普遍对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不利信号容易产生恐慌，并且进一步唱衰中国。你曾经表示这可能是市场对于中国的误读。为什么你认为这种误读会如此受到欢迎？　　巴奈特：我们看到无论哪个经济体出现某些调整，总是会有人担忧这些调整能否有序完成，就像当初美国刚开始说起“退出”策略一样，短期内市场对于这些政策调整总有波动，但我不认为这反映了基本面情况。　　另外一点我们注意到，市场目前对于单一的指标反应激烈，比如中国的PMI数据。但是实际上市场应该看到一系列与GDP变动相关的数据，那样恐怕市场反应会有不同。　　《21世纪》：目前有一种说法在市场分析人士和投资者圈中颇为流行，就是中国与亚太地区已经有十几年时间没有发生大的危机情况，因而从周期上看，任何不利信号都有可能被市场参与者看成是进入下一个危机的可能的起点。你怎么看待这种言论？　　巴奈特：我们无法知道市场如何对某一些信息采取怎样的反应，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增长路径上——也就是放缓的增长。这在我们看来，则意味着未来更多的收益。这是非常好的权衡。　　至于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中国能够向市场提供更多的信息，那么就更容易被人理解，那么其经济增长的转换将会更加顺畅。如果有更详细全面的有关政策目标的解释，那么将有助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　　总的来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如何控制市场，而是要讨论如何为市场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告诉大家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如何解读不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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