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收编令被指不合法

在6月14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组织的“促进手机召车服务有序发展”研讨会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作“面”和“水”。

“手机召车服务软件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是新技术应用对传统产业影响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实际上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出租车行业的体现。如何解决矛盾？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些"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工作。”杨培芳谈道。

在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至今，有关“政府手伸得太长，破坏市场自由竞争”的质疑声一直存在，这份被戏称为“收编令”的文件，其合法性也遭到质疑。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认为，如果在打车软件治理方面可以由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话，应尽可能采取最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一种方式，《通知》采取监管或直接干预的方式，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有违合理行政的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军认为，在很多国家出租车监管上，趋势是以监管的方式促进竞争，监管的目的是更充分交流信息，更充分让乘客选择出租车、评价出租车，而不是扼杀乘客在信息充分基础上的自由选择。

“这里还要解决规则的问题，招手优先，碰到招手必须停下来，变成应召违约，怎么办？巡游的出租车一边巡游一边接电召，就会产生一些冲突。”王军谈到。

王军认为，我们或许应像国外那样分开，巡游的出租车就是巡游的，电召的出租车就是电召的，或者在规则设置上精细化，到底优先服务于招手还是电招。

在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看来，打车领域作为市场、政府监管和公共领域的交叉点，如果只探讨“面多加水还是水多加面”，只有“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思维，可能会错失良机。

“政府、市场、公共组织博弈三方同在的领域，忽略哪一方都是畸形和片面的。社会测量数据(基于实时、全民可参与测量基础上形成的电话数据、交通运输数据、信用卡数据等)共享带来的公共领域转型，使公共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治理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段永朝提出。

沈岿认为，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对于能够通过个人自治、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行业组织、中介机构解决的事项，除了法律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干预解决。

“对于打车软件这类新生事物，应该秉持"让子弹飞一会儿"的精神，不要匆忙制止。”沈岿说。

此外，沈岿对《通知》的合法性存疑—如果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能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和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这个《通知》属于规范性文件，却将本来属于法律才能规定的增加义务的内容糅杂在这一软性约束规范性文件当中。比如说奖励报备，这是非常明确的义务性规定，如果没有立法法确立的上位法作为依据，规范性文件直接规定这些新的义务，不符合合法行政的要求。”沈岿指出。

（编辑：舞哲）

成都庆典策划公司

成都活动执行

演出策划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