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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怎样化掉农民【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4:05:53 阅读: 来源:尾灯厂家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心地带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其原有城区的范围越来越难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普遍形成了迅速向周边农村扩张的态势。城市化的推进,进一步加快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强有力地带动了农村地区特别是城近郊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但是,城市的扩张也暴露了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进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阻碍城乡一体化。

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把我国城市和农村分成两个社会,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因为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待遇。

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居民通常由政府所属的有关单位安排住房、就业、食品供应等等,直到国家实在难以承受这些负担才开始逐步进行改革,而农民除了遇到严重灾荒国家给予一定救助以外基本上是自己管自己,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则更是如此。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土地和别的国家的土地一样,实际上不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呢?那就是因为,我国土地制度同时就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基本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居住、就业和养老的保障。以中国农民的善良勤劳的秉性和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只要有了这一小块土地,中国就天下大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战略也就可以迅速推进了。当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了需要城乡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方式是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想要接轨可不那么简单。而“30年不变”的指导思想表明,国家原来根本就没有打算找出替代这个“社会保障”的办法来,也就是说,至少30年以后才会考虑让它们接轨。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自然就成了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再如社会管理体制,城市和乡村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也在阻碍城乡一体化。农村叫“乡镇、村民委员会”、城市叫“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名称不同,运作的方式和内容也大相径庭。因为城市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带,街道、居委会的公共设施是政府力求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去规划和建设的,如自来水、电力、交通等等,都是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才能建成的。农村乡村的公共设施则不仅很少,而且非常简陋。而按照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使原属农村乡村的那块“地面”进了城,城市当局也是不管它们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当然,不只是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在“化”农村的时候,除了要农村的土地,别的是什么都不管的。

又如教育管理体制,城镇的学校与农村学校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子女要上城镇的学校,就要按照城市学生自由择校的收费标准,收取对农民来说数额巨大的赞助费以及其他费用。

所以,户籍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问题,不是在城市或在农村登记户口的区别。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是一系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相关的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当城市化的浪潮把农民裹挟到城市里,因为户籍制度,即使农民们过上了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农民还是农民,农村还是农村,城市化“化”不了他们,他们成了一块打不碎、煮不烂、化不开的“硬核”。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解决户籍制度特别是其所包含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从理论上说,城市建设所使用的资金属于全体人民,当然也有农民的一份,但现实有它自己的逻辑,要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指望从城市现代化建设资金中拨出一部分来“化”农村,现阶段还很困难,至少要求国家拿出钱来解决农村城市化的所有问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实际上,只要找到恰当的突破口、恰当的方法,问题应当是可以解决的。

根据调研,本文认为,要解决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现阶段的关键是着力解决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业和养老的保障问题。城近郊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因而他们失去了土地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和养老的保障,那么,征用农民土地的城市政府有责任在征用农民土地的同时,解决他们的就业和养老保险的问题。从政治上来说,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是城市政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步骤,是推进改革、保持稳定的必要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当做好的工作。而且,从长远看,从解决城近郊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入手,很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民民主权利,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为了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城近郊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第一,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将城近郊区土地开发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切出一个部分,用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因城市建设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都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出让的价格是市场价格。现在各个城市地价差别很大,但通常都是按亩来征、按平方来卖的。土地开发中形成的级差地租之大,在许多地方都造就了一些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也导致了不少政府官员的腐败。而这个级差地租,从中国农民对现代化建设所作的贡献来看,从中国农民几十年默默奉献的历史看,把它切出较大部分来给农民,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至少,把这笔巨额财富用于养肥那少数人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而且,如果仅仅把这块“肥肉”用来补偿因为被征用土地而失去土地的那一部分城近郊区农民,也是不合理的。因为,“级差”是因为有远离城市的乡村的存在才产生的,国家没有理由制造新的不公平,让谁靠近城市谁得益、谁远离城市谁只好自认倒霉。当国家有机会、有能力去着手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时候,必须有长远和全局的眼光,立足于解决所有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国家通过政策法律不断地切割了土地开发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必须惠及全体农民,让全体农民都受益,即使现阶段只能让因为土地被征用而需要立即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城近郊区农民先受益,也必须准备让全体农民都来分享。而且,级差地租是在政府已经把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之后出让时才形成的,这时候的土地已经不为原被征地农村集体所有,作为国有土地转让而产生的利润,政府有权作这样的安排,与已经在征地时得到了补偿的原所有者没有关系。

现阶段按照多大比例来切割土地开发中形成的级差地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点,但问题应该尽快着手去解决,国家应当在一定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形成法律,运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现阶段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从农民的土地制度中分解出来,恢复土地单一的经济功能,造成土地自由流转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将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二,必须科学制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虽然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但城市绝不是孤立的城市,城市的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把城市周围所有的农村地区都纳入规划的范围。一个城市的政府如果只考虑城区里边的建设问题,那么,至少是缺乏市场观念的。比如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只有把远离城市的所有农村地区都列入规划的范围,推动城市与远郊区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联动开发发展,密切城乡经济发展的合作和互动,城市的产品才会有更广阔的市场,才会有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有,城市的扩张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必须立足长远,充分考虑所有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利益,考虑远郊区农村的利益。城市政府只有有计划地推动整个城乡的社会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在科学规划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由城市政府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市场手段来加快城近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全可能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根据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将已经进入城市的乡镇政权机关改为街道办事处,将行政村改为社区居委会。从长远看,实际上城市和乡村不应该有两种行政管理体制。从社区建设理论来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居民居住区的功能都应该统一为社区,名称或许也应该统一。在现阶段,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所谓的“城中村”,明明早已经是城市,还保留着“乡村”的名称,引人注目地彰显着我国城乡两种社会管理体制的差别,应当在解决上述实际问题的同时加以改变。

第四,加快城近郊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明晰产权。在我国东部沿海许多地区,集体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工作,那里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就比较快。在中西部的一些城市里,城近郊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虽然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不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国家有关部门应推动地方政府加快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和集体企业改制的步伐,在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尽快消除这一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障碍。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项规定颇有不合理之处,据了解,国家国土资源部正在着手修改这一法律。不管怎样改革,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时候,应该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将包括土地补偿费在内的集体资产的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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