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场建在哪儿

受访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

人人制造垃圾，人人讨厌垃圾。“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二噁英会致癌”，这是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处理厂建设的重要缘由。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量逐年增长，很多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局面。然而，一些地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却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抗议，都希望垃圾焚烧处理厂“别建在我家后院”。

生活垃圾每年增长9%~10%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告诉《生命时报》记者，目前我国垃圾产生量远远大于垃圾处理能力，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超负荷运行。

他表示，一方面，垃圾处理厂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垃圾增长速度。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9%~10%的速度增长，人均年产生量为500公斤左右。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1.86亿吨，加上难以统计的农村生活垃圾和属于商业系统管理的可卖废品，每年垃圾生产量至少4亿吨;另一方面，当下垃圾处理方式是把垃圾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把现在的问题延缓到将来。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率虽高达97.3%，但填埋、焚烧依然是主要处理方式。截至2016年，全国建成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近300座，是2006年的5倍，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占垃圾清运量的35%。

居民趋利避害反对建造

北京的垃圾处理厂位于五、六环带上，其选址原本可能符合规划，随着居民区和工业设施的不断兴建，逐渐离居民区越来越近，加上设施运行和管理差，产生的环境影响已对居民区造成困扰。

《生命时报》记者走访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发现，由于垃圾没有分类，垃圾大量被混合、填埋或焚烧，恶臭严重，居民对垃圾填埋场建在家附近怨声载道。家住附近的刘先生表示，夏天臭味能飘散几公里，连窗户都不敢开。

毛达表示，建设垃圾处理厂要通过不少前置审批环节，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地质和水环境评价等，且明确规定不能建在城市居民区附近。

垃圾处理厂可能影响当地水质，不仅垃圾填埋场的恶臭问题严重，隐形的空气污染对居民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于是，在居住地附近兴建垃圾处理厂遭居民反对，成为公众趋利避害的常态反应。

垃圾处理应从源头控制

毛达表示，建设垃圾处理厂，不能脱离垃圾管理体系的大环境。垃圾管理减少填埋和焚烧的同时，关键在于做好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才能解决是否建造垃圾处理厂。国家“十三五”时，毛达提议将“垃圾处理”改为“垃圾管理”，把工作往前推，包括产品设计、垃圾分类，减少垃圾填埋量和焚烧量，从源头控制对环境的影响。

首先，控制总量。设定每年资源消耗量的红线，控制资源消耗数量;其次，生态设计。在控制量的前提下，生态设计使用的材料要耐用、可重复利用、无毒化，可回收利用率高。法国《能源转型法》明确规定产品零部件的使用寿命，解决耐用、回收问题。比如，聚氯乙烯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会释放有毒物质，危害人类健康，回收过程本身也不环保，在产品设计中应避免使用;最后，信息公开。毛达说，比垃圾处理问题更严重的是掩盖，政府和企业失信于民，建立焚烧厂自然遭到反对。相关部门要对现有的垃圾处理厂和焚烧厂进行全面核查，同时做好信息公开和规划，程序要透明，对违法、违规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罚，对有潜在问题的地方进行监督。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垃圾焚烧有4个原则：1.自己处理原则。日本每个区的垃圾不能转移，遵循自己处理原则，倒逼各区做好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和回收工作。2.控制规模。日本的垃圾焚烧厂平均处理能力仅150吨。小规模焚烧厂的封闭性不强，降低集中污染的风险。3.污染控制水平高。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投入，使得污染控制效果好，其每吨垃圾的处理费用在1000元以上，而我国仅100元左右，相差10倍。4.信息公开。公众随时可以参观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透明。

毛达称，我国未来的垃圾管理需要借鉴欧盟做法，降低垃圾处理的污染风险，明确垃圾管理体系的整体思路，确定符合生态标准的垃圾管理体系和战略。垃圾处理的规划应预见未来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的成果，准备不同情境下的应对措施。▲